關(guān)于書籍的裝訂形式/蝴蝶裝、包背裝和線裝

書籍的裝訂形式/蝴蝶裝、包背裝和線裝

蝴蝶裝
中國古書裝幀形式之一。唐、五代時期,雕版印刷盛行,印刷數(shù)量的加大促進書籍裝幀的發(fā)展,以往的書裝形式已難以適應(yīng)飛速發(fā)展的印刷業(yè),促成了書籍形式的演變。蝴蝶裝起始于五代(公元10世紀),盛行于宋代,至元代(公元13世紀)逐漸衰落。

蝴蝶裝簡稱“蝶裝”,又稱“粘頁”,是早期的冊頁裝。蝴蝶裝出現(xiàn)在經(jīng)折裝之后,由經(jīng)折裝演化而來。鑒于經(jīng)折裝折痕處易斷裂,于是書籍形態(tài)就轉(zhuǎn)而朝頁的方向發(fā)展,既避免了經(jīng)折裝的缺陷,也省卻了將書頁粘成長幅的麻煩。把長長的卷軸改為“冊頁”后,將書頁從中縫處字對字向內(nèi)對折,中縫處上下相對的魚尾紋,是方便折疊時找準中心而設(shè)的。書頁折完后,依順序積起方形的一疊再將折縫處粘在包背的紙上,這樣一冊書就完成了。翻閱時,書頁如蝴蝶展翅,故稱為蝴蝶裝。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中說:“蝴蝶裝者,不用線訂,但以糊粘書背,以堅硬封面,以版心向內(nèi),單口向外,揭之若蝴蝶翼。”
蝴蝶裝的封面,多用厚硬的紙,也有裱背上綾錦的。陳列時,往往書背向上書口朝下依次排列,因書口處易被磨損,所以版面周邊空間往往設(shè)計得特別寬大。

包背裝
是中國古代圖書的一種裝訂形式,起于南宋后期。社會是發(fā)展的,事物是進步的,書籍裝幀勢必要跟隨社會發(fā)展的腳步不斷改革創(chuàng)新才行。雖然蝴蝶裝有很多方便之處,但也很不完善。因為文字面朝內(nèi),每翻閱兩頁的同時必須翻動兩頁空白頁。張鏗夫在《中國書裝源流》中說:“蓋以蝴蝶裝式雖美,而綴頁如線,若翻動太多終有脫落之虞。包背裝則貫穿成冊,牢固多矣。”因此,到了元代,包背裝取代了蝴蝶裝。

元代的包背裝,是將書頁有文字的一面向外,以折疊的中線作為書口,背面相對折疊。翻閱時,看到的都是有字的一面,可以連續(xù)不斷地讀下去,增強了閱

讀的功能性。為防止書背膠粘不牢固,采用了紙捻裝訂的技術(shù),即以長條的韌紙捻成紙捻,在書背近脊處打孔。以捻穿訂,這樣就省卻了逐頁粘膠的麻煩。最后以一整張紙繞書背粘住,作為書籍的封面和封底
包背裝的書籍除了文字頁是單面印刷,且又每兩頁書口處是相連的以外,其他特征均與今天的書籍相似。明代的《永樂大典》、清代的《四庫全書》,都采用的是包背裝

線裝
書籍裝訂的一種技術(shù)。它是我國傳統(tǒng)書籍藝術(shù)演進的最后形式,出現(xiàn)于明代中葉,通稱“線裝書”。中國用線裝訂書籍,大約出現(xiàn)在唐末、五代盛行于明代中期以后。南宋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卷四:“王洙原叔內(nèi)翰嘗云“作書冊粘葉為上,久脫爛,茍不逸去,尋其次第,足可抄錄。屢得逸書,以此獲全。若縫績,歲久斷絕,即難次序。初得董氏《繁露》數(shù)冊,錯亂顛倒。伏讀歲余尋繹綴次,方稍完復(fù),乃縫繢之弊也。’”表明宋代還用線裝訂過書,由于弊病較多,未能實行開來

到明代中期,書籍的閱讀更加頻繁,包背裝容易散落,不能適應(yīng)需要,線裝書開始盛行。它與包背裝相比,書籍內(nèi)頁的裝幀方法一樣,區(qū)別之處在護封,是兩張紙分別貼在封面和封底上,書脊、鎖線外露。鎖線分為四、六、八針訂法。有的珍善本需特別保護,就在書籍的書脊兩角處包上綾錦,稱為“包角”。線裝是中國印本書籍裝訂的基本形式,也是古代書籍裝幀技術(shù)發(fā)展最富代表性的階段。線裝書籍起源于唐末宋初,盛行于明清時期,流傳至今的古籍善本頗多。
為了保護珍貴典籍或明藏孤本,藏書家往往特制書卷裝置以保存書籍。由于書籍柔軟,為防其破損,多用木板或紙板制成書函加以保護。書函的尺寸大小依照實際需要而定,且形制多樣。多用硬紙板為襯,白紙做里,外用藍布或云錦做面。
書函一般從書的封面、封底、書口和書脊四面折疊包裹成函,兩頭露出書的上下兩邊。也有六面全包嚴的叫“四合套”,在開函的地方常挖作月牙形或云頭形,稱作“月牙套”或“云頭套”。另外,也有用木匣或夾板做成考究的書函既保護書籍又增添書籍的藝術(shù)典雅之美。